在這部紀錄片裡，視覺人類學者導演 Luc Schaedle 在現代追循著更敦群培（Gendun Choephel）的足跡，採訪了耆老與西藏的知識階層，包括當年與之同行的喇嘛、詩人、小說家、歷史學者等等。更敦群培（1903-1951）是當代最受爭議的轉世活佛（雖然我認為他的爭議行為其實來自對僵固教條的反動，和現實與信仰間衝突的痛苦所致），自小聰明過人，擅長繪畫、詩歌，但他抽煙、喝酒、不諱言對女人的喜愛，同時將印度愛經翻譯成藏文；此外，西藏活佛對西藏政府自身的反抗，也是一個看待西藏在近代所面臨的困境，比較特別的切入點。
導演從更敦群培出生的青海省一個小村莊 Zhoepang 的一個小修道院 yama tashikhyil 開始，到 Labrang，接著往東到拉薩的 Drepung ，更敦群培一步步找尋能滿足他的佛學教育。然而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，而十四世達賴喇嘛還未長大到足以攝政的這段期間，西藏政府裡貴族的守舊、停滯卻使他感到窒息。此時，他遇見一位印度的歷史學家，同時也是位馬克斯主義的政治革命者 Rahulji，Rahulji到西藏來尋找在印度業已失傳的佛教經典。就在這一路對佛教古老典籍的追尋中，更敦群培也開始對西藏歷史的注意，往後他並首先利用敦煌文獻，寫出唐代時西藏與中國之間的戰爭，以及西藏曾擁有的輝煌過去。
當 Rahulji 找到經典完成任務後，更敦群培隨他一同到了印度，他想多看看這個世界，接下來從 1934-1946 年間，他遊歷了印度重要的城市，他第一次看到火車，感受到現代化的魔力；他也看到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人如何為獨立奮鬥著。他開始投稿到 Tibetan Mirror 這個基地在印度但許多西藏僧侶與貴族也都閱讀的報紙，同時在加爾各達的國家圖書館裡大量閱讀，撰寫西藏第一部政治史。
只是當更敦群培自由開放地接受外在世界的思想，並努力在敏銳觀察到的時勢所得後，亟思於西藏自身現代化與改變的可能時，西藏當時的社會與僧侶們卻趕不上他。他在 Kalimpong 為西藏革命黨所設計的鐮刀與榔頭的黨徽，為英國政府注意，通知了西藏政府，於是他的同胞們疑心他是與中國一道的共產主義者，是個間諜，同時他又煙又酒的生活方式也惹來非議，結果他被囚禁在布達拉宮的地勞裡三年之久。
當他被釋放出來之後，巨大的絕望令他更深沈地踱入酒精的麻醉中，他並拒絕繼續寫作西藏政治史。臨死前，他看到窗外中共紅軍的進入，只說了一句：「他們終於來了。」這位喇嘛並在晚年時說了這樣一段話，大意是：我年輕時未娶到一位漂亮的妻子，年老時也未積聚夠多的財富，像個乞丐一樣的一生，只拿著一枝筆，可是最後我的心中充滿哀傷。
我想，這位聰明敏感的活佛，在年輕時就意識到西藏的現代化及其急迫性，他希望寫出藏人自己的歷史，並且西藏能建立起自己的現代化軍隊與國家，擁有真正的獨立與壯盛。可惜他領先同胞們太多，他面對的是一個「愚蠢的社會」（其中一位受訪者的評語），終於他在信仰與個人、時代的交錯矛盾之中，抑鬱而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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